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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思考:保守思想打着爱国幌子

晚清军事变革的历史思考:保守思想打着爱国幌子

  晚清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退位约72年的时间。晚清时期的社会转型,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来说,为千年来未有之巨变。在那个日新月异的年代里,各种新事物、新现象层出不穷。其中,军事变革是萌发最早的一个领域,是中国人迈出古代传统、走向世界的一份记录。
  笔者认为,晚清这场军事变革共经历了三个时期:变革萌芽时期(19世纪40年代初至50年代末),局部变革时期(19世纪6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全面变革时期(19世纪90年代中期至清王朝灭亡)。这场军事变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却未能完成其“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教训也是多方面的。但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是一份值得珍视、可供借鉴的历史遗产。
  缺乏忧患意识致使清王朝错失两次战略机遇期
  天朝大国从上到下毫无忧患意识,临近历史岔路口而不觉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至少在表面上是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帝国。据英国的安格斯·麦迪森统计,清王朝的GDP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因此,当时的中国,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普通民众,都以生存于天朝大国而自豪,从上到下都毫无忧患意识可言。魏源在《圣武记》所描述的天朝大国“一喜而四海春,一怒而四海秋”,正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傲慢心态。
  然而,当中国处于康乾盛世之时,东西方正进入历史的岔路口。
  从17世纪中叶开始,欧洲一些国家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在民主政治和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这些国家开始了近代军事发展史上的狂飙突进时代。尤其是到了18世纪中叶,欧洲开始掀起工业革命浪潮。
  工业革命作用于军事领域的直接成果,便是先进武器的大量生产与不断改进。为与此相适应,军队建设和作战理论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依靠逐渐近代化的军队,欧洲列强掀起了掠夺世界的战争狂潮。
  鸦片战争前夕,欧洲列强从南北两个方向,逐渐形成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在中国以南,英国越过南亚挺进到东南亚,并开始窥视中国。1808年,英国军舰攻打澳门炮台;1824年,英国的船只在台湾沿海游弋、测绘。在中国以北,沙俄越过乌拉尔山,扩占西伯利亚,并逐渐向太平洋挺进。
  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英国使团,带着欧洲最新的科技、军事成果来到中国。马戛尔尼前后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中,有蒸汽机、地球仪、英国最先进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赫歇尔望远镜、秒表等几百件先进的科技或军事成果。
  当时,虽然中国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上与西方相差两百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但经济上比较繁荣、政治上相对稳定,正是应该接纳西方先进文明并着手进行变革的最佳历史时期。
  但是,清廷对这些礼物不屑一顾,或者仅仅作为珍品、玩具收藏,根本没有想到其中的科技含义及军事价值,从而失去了尽早进入军事近代化历程的绝好机遇期。就像马克思后来所评价的那样:“一个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的幅员辽阔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极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最终要在一场殊死搏斗中死去。”
  鸦片战争的失败没有唤醒昏昏沉睡的清王朝,使中国早期军事近代化再被延误了整整20年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东西两个帝国发生正面大碰撞,揭开了中国社会大转型的序幕。
  这场战争打了两年多,英国远征军前后有两万人左右参战,清王朝却先后调集十万左右的军队参战。清军几乎每战必溃,先后有一名总督、两名提督、7名总兵以及数千名士兵死于战争。而英国远征军在鸦片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却只有约500人,其中真正阵亡人数还不足百人。
  面对中英双方的巨大差距,鸦片战争对中国起到了一定的震撼作用。对于中国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块界碑,它标志着在英国大炮的逼迫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蹒跚地走入了近代。
  然而,尽管历史给了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机会,但鸦片战争结束之后的清王朝统治阶级并没有真正觉醒。他们认为战争起因是外交处置不当引起的偶然事件,没有认识到这是西方列强向东方扩张的必然趋势,也没有认识到战争的失败是由双方全方位的差距造成的,而是把战争失败原因归结为“前线将领指挥不力”。
  战争结束后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本来极为丧权辱国,但清王朝统治阶级竟然称之为“万年和约”:一方面天真地以为签了和约就太平无事了,一方面竟然希望屈辱的条约保持万年不变。
  因此,鸦片战争结束后,除了极少数人之外,清王朝自上而下继续在麻木与愚昧中昏昏沉睡,以至于晚清军事领域的真正变革,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才真正开始,使中国早期军事近代化再被延误了整整20年。
  近代历史学家蒋廷黻曾说:“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的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努力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
  军事变革从萌芽到发展均受制于“例”
  “祖宗之法不可变”,守旧的中国人认为没有变革的必要
  鸦片战争的失败促使一些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在比较中思考。当时,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的晚清军事变革先行者,通过对西方的了解和对中国军事落后的反思,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变革思想和“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建军思想,这标志晚清开始了近代军事变革的艰苦跋涉。
  但是,近代中国是被大炮轰出古代社会,很不情愿地踏上近代化历程的。晚清军事变革在早期很难发育起来,此中原因非常复杂。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要让守旧的中国人承认有变革的必要,那是非常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是否可以做,对于西方来说,近代方法论早已发展起来,其中之一便是看能否与客观实际想吻合。而中国的方法论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到圣人经典中去寻找依据。因此,在最初“妄自尊大、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社会里,林则徐和魏源等人的军事变革思想很难得到社会的认同。“师夷长技以制夷”被认为是“用夷变夏”或“以夷变夏”,威胁了中国的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强烈抨击。
  在后来的洋务运动期间,主张学习西方的总理大臣奕(讠+斤)被称为“鬼子六”;总督丁日昌被称为“丁鬼奴”;中国第一位驻外外交官“郭嵩焘”,由于他极力倡导全面向西方学习,遭到全国上下的声讨。他是湖南人,但“湖南人至耻于为伍”。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保守思想往往打着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或捍卫华夏传统的“高尚”幌子,让改革派在政治上、道德上处于孤立或劣势的地位。
  守旧思想顽固束缚,重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发展,编制体制、作战方式等却无进步
  军事变革怎么变,有一个随着战败实践的发展、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但只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才开始真正进行军事变革,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当英法联军从东南沿海一直打到天津、北京时,清王朝统治者才意识到,帝国面临的威胁不仅仅来自亚洲内陆,“重陆轻海”的战略思想遭受猛烈冲击;当僧格林沁的三千蒙古铁骑,对数百英法联军发起几个冲锋,只剩下几个人回来后,“弓马定天下”的理念被彻底粉碎;而沙俄趁火打劫侵占100多万平方公里,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一空,更是以血与火的形式告诉中国人当时的使命:中国必须近代化,特别是军事上的近代化。
  面对当时险恶的形势,李鸿章发出了两个著名的慨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高度概括了国家安全的空前严峻性。
  因此,晚清军事变革之所以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真正启动,思想观念发生重大转变是重要原因之一。这种转变打开了晚清军事近代化的闸门,开始了以军事近代化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此后,晚清国防和军队建设经过30年左右的发展,在陆军火器化、建立近代海军、创办近代军事工业、革新军事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并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彻底性、开拓性、先进性”等特点。特别是海防建设,代表了洋务运动期间军事变革的最高成就。从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引发清廷第一次海防大讨论,到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军,清王朝建立一支规模宏大的海军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
  但是,统治阶级依然抱着旧传统不放,特别是士大夫阶层,他们真诚地相信中国传统的文武制度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即使作为洋务派领军人物的李鸿章,去过欧洲、美国考察、参观,也照样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因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尽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但改革派在旧观念和旧势力的束缚下,虽然敢于部分破除旧传统,却又不敢触动封建旧根基,致使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发展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等方面却少有进步和创新。
  为什么解放思想如此难?美国汉学家兰比尔·沃拉曾说:“只有牢记伟大的中国传统,我们才能理解中国变革的时间进程。”因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既是民族的骄傲和崛起的基础,同时也是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才能超越的历史惰性。
  后来清廷推行“新政”时,慈禧太后也承认:“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例”指的就是因循守旧。
  清王朝统治阶级是直到遭受甲午战争的惨败后,才痛下决心全面变革整个军事体制的。但如果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算起,历史已经前进了半个多世纪。
  塑造军民尚武气质推动晚清军事变革
  甲午战争使晚清军事变革由“师夷”走向“变器”,由“变器”走向“变道”
  “尚武”是当时人们一种很**和模糊的认识和提法,实际上它的含义并不仅仅局限于崇尚武力,还包含了国防意识、英雄主义以及民族精神,等等。
  “尚武”在各国的军事变革中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对于传统上“重文轻武”的中国来说,却是当时军事变革中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极为深远的一场战争。战前,很少有人会预料到,堂堂天朝大国经过几十年军事变革后,会输给“蕞尔岛夷”。
  但是,过去被中国看不起的学生日本,在经过一代人的努力之后,却无情地击败了自己的老师。因此,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刺激相当大,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败得不甘心,败得不光彩”。
  悲痛之余,人们开始全面、长久的反省与思考,内容涉及装备技术、军事体制、战略战术、官僚体制、偶然因素、地理环境等许多方面。从此,晚清军事变革开始超越物质层面,进而从政治文化层面来探索中国军事落后、战争失败的根源,由“师夷”走向“变器”,由“变器”走向“变道”。所谓“变道”,主要包括政治军事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政治上的主题是“变法”,文化上的主题是“尚武”。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很多中国人奔赴日本学习、考察,探求中国失败之因或进步之路。1906年,留日学生已达到一万人左右,其中军事留学生约占20%左右。这批学生到日本之后,感觉到了中日文化的强烈反差。他们认为中国失败的原因可能有很多种,但国民国防意识淡漠、军人战斗精神缺乏、长期“重文轻武”文化传统是其中重要原因。
  当年,梁启超看见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场面非常热烈。而最震撼其心魄的,还是其中为新兵题写的标语——“祈战死”。梁启超感慨道:“中国历代诗歌皆言从军苦,日本之诗歌无不言从军乐”,“何相反之甚耶!”
  自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的中国存在两种根本对立的观点。“主战”观点认为,帝国主义非常强大,反抗极其艰难。但是,为了国家独立、民族生存,只应该誓死抵抗,不应该苟且偷生。中国虽落后,但地广人多,只要前仆后继,坚持到底,最后必然能够取得胜利。既走一条“抗击—坚持—胜利”的道路。“和戎”观点则认为,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以武力反抗必遭失败,求和是实事求是的负责态度,是真正“爱国”,而主张抵抗则是不负责任的“蛮干”。因此,最为明智的策略是放弃武力抵抗,尽早与侵略者签订和约,然后集中全力搞军事近代化,等赶上西方以后再跟他们较量。即走一条“和局—自强—御侮”的道路。
  但是,通过对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战争史的考察,很多人意识到,以“和”为主的策略根本不能保证民族的**与安全。因为“和戎”道路首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积贫积弱的中国,靠什么来争取和局?
  最初,晚清统治者采取签订“和约”的方式,希望通过有限度地牺牲一定的国家利益来换取**。但这完全是一厢情愿。每次大量主权或经济利益的损失,换来的是帝国主义更大的贪婪、更大的侵略。最初仅仅只有英国侵略中国,后来沙俄、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接踵而至,最后迎来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历史的沉痛教训告诉人们,虽然轻易动武是不明智的选择,但等到发展起来再进行反击是根本行不通的。
  尚武强军大兴,军人和军人文化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中心
  如何才能提高军人甚至全民的尚武意识?
  当时有识之士的做法是,一是鼓吹战争意识。蓝天蔚认为:“畏战之国,其国必受战祸。戒杀人者,人攘夺其国。”壮游认为:“闻战则喜,战死而相与贺,国未有不雄者。”
  蓝天蔚和壮游都曾经留学东瀛,对日本尚武文化的感受非常深刻。他们认为战争是文明的阶梯,没有如火如荼的战争,也就没有社会和文明的进步。这种对战争的崇拜固然很偏激,但从结果上看,实际是对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矫枉过正,其目的则是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
  二是极力讴歌军人。国家处于危难之境,军人的担当精神尤其重要。蔡锷所著《军国民篇》影响极大,其中谈道:“兵者,国家之干城,国民之牺牲,天下之可尊、可敬、可馨香而祝者,莫兵若也。”
  美国学者鲍威尔曾说,晚清时期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军人地位低下,军事职业缺乏吸引力,军队难以吸收优秀人才。而军人素质的低下,又是军队战斗力衰落的根本因素。因此,提高军人地位,塑造一个掌握近代军事知识体系的、新的社会精英阶层,成为当时大多数人的共识,也为军事近代化注入了生机和动力。
  三是倡导兵魂国魂。1899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题为《中国魂安在乎》一文说:“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当变革社会需要一种震撼国民心灵以激发民族奋进的力量时,尚武爱国的军人精神与军人形象往往成为合适的选择。当时的有识之士试图以尚武爱国的“兵魂”作为陶铸国魂的基石,再通过全民尚武的环境来进一步塑造兵魂,从而使兵魂国魂相互激荡、互相促进,形成朝气蓬勃的国民性格。
  四是加强国民教育。一些知识分子把“尚武”精神遗失归为教育问题。蔡锷曾翻阅日本小学生课本,发现其中有很多关于爱国尊皇、海陆战事、军舰炮弹等方面内容,其用意在于“养成其(指学生)军人性质于不知不觉之中耳”。反观中国,当学生正处于“体魄与脑筋发达之时代”,却天天“授以仁义礼智、三纲五常之高义”,“或读以靡靡无谓之辞章,不数年遂使英颖之青年化为八十老翁,形同槁木,心如死灰。受病最深者,愈为世所推崇,乃复将其类我之技,遗毒来者,代带相承,无有已时。”
  在爱国尚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国民教育有了很大变化。1906年3月,清王朝学部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提出:“凡中小学堂各种教科书,必寓军国民主义,俾儿童熟见而习闻之。国文、历史、地理等科,宜浅述海陆战争之事迹,绘画炮台、兵舰、旗帜之图形,叙列戎穷边、出使绝域之勋业;于音乐一科,则恭辑国朝之武功战事,演为诗歌,其后先死绥诸臣,尤宜鼓吹扢扬,以励其百折不回视死如归之志;体操一科,幼稚者以游戏体操发育其身体,稍长者以兵式体操严格其纪律,而尤时时勗(同“勖”)以守秩序、养成重,以造成完全之人格。”学生要求着制服,其式样系仿军服而成,军事训练甚至包括进行步枪实弹射击等课程。
  当时全国上下如火如荼的尚武强军思潮,对晚清军事变革产生了很大影响。以尚武为核心的军事精神,诸如勇敢善战、诚实无欺、守纪服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逐渐蓬勃发展起来,一些军人开始摆脱自卑,军人这个职业得到广泛的社会尊重。
  这个阶段,军人和军人文化从社会的边缘,逐渐进入社会变革的中心。尤其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参与军事的热情迅速高涨,军事职业在人们心目中的价值判断逐渐提高,为军事近代化变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也对尔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中国军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大多数军人包括普通国民,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过于强化军队和武力的地位与作用,缺乏进步的民主、共和思想作为基础,也没有先进的理想和信仰作为引导,从而导致这场军事文化的变革未能全面、彻底、健康发展,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后来出现的军事强人拥兵自重、军阀混战现象与此也有一定关系。
  各方利益处理不妥导致军事变革效果受损
  保守派改革派为各自利益相互掣肘,清廷不排解反利用矛盾进行牵制
  美国史学家杜普伊曾说:“上次战争中的一代军人,他们习惯于那些陈旧的武器装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过了时的军事思想,他们正是靠着这些装备和思想飞黄腾达的。”
  晚清军事变革反对派的思想之所以保守,固然是由于其观念落后,同时也在于他们是旧体制的受益者。当时,传统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早已习惯弓马骑射,按照近代化的标准,首先需要整顿的就是他们。
  洋务运动期间的军队编制体制变革之难,就因为要打破大大小小旧军人的铁饭碗。洋务派每有一项新的举措,保守派总要跳出来设置障碍,导致一些改革进行不下去。
  同样,军事改革派的思想之所以先进,固然因为思想观念超前,或者有理想和信仰,具有爱国爱军情怀,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他们是新体制或新旧体制转换中的受益者。像李鸿章、左宗棠等洋务派人物,通过训练军队、购买武器、开办军事工业,使自己的势力得到极大扩张。这些内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决定了晚清军事变革的规模、速度甚至整个面貌。
  由于新旧军事体制的转换,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利益暂时受到损失。如果没有给这些人找到合适的出路,尤其是没有安置好那些根本利益受到损害的群体,改革也不可能顺利向前推进。在清朝兵制由古代向近代转化的过程中,大量湘军、绿营士兵因被裁减后缺乏相应安置措施而流入社会,后来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此,近代军事家蒋百里曾说:“无勇决之志者,不能开裁兵之先;无精密之智者,不能善裁兵之后也。”两者比较起来,有时后者更为重要。
  同时,如果改革者得不到军事体制转型带来的实惠,军事变革也很难持续向前推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没有利益驱使,就没有持久的改革动力。
  但是,一旦军事变革成为一个利益大蛋糕时,军事变革局面往往会产生严重的分散性。
  在晚清,由于改革派从本利益集团出发,相互拆台,各领域很难形成联合。无论是训练新式军队、创办陆海军学校,还是开办近代军事工业,都是各自为政。更为重要的是,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不但不努力消除这些问题,有些时候还故意制造矛盾,以便于自己扶植一派牵制一派。
  当年,曾国藩湘系集团势力过于强大,清廷就放任李鸿章淮系集团,使之与湘系集团抗衡;曾国藩去世后,清廷又支持左宗棠集团,使之与迅速发展起来的淮系集团抗衡;左宗棠去世后,清廷又扶植张之洞与李鸿章分庭抗礼。清廷采用的这种“平衡”,严重影响了军事变革的顺利发展。
  波及全国的洋务运动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政治斗争的影响,在中央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全盘的安排,致使晚清军事变革未能统筹规划、协调发展,取得应有的系统效应。
  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没有得到平衡兼顾,晚清军事变革未能突破“瓶颈”
  在晚清,无论是洋务运动期间还是“新政”阶段,军事改革的参与者往往又是被改革的对象。在军事变革过程中,从慈禧太后到许多封疆大吏,都“恨不得一夜之间打造出一直新式的八旗部队”。但是,当军事变革的方案涉及到自己时,这些人往往变得犹豫不决,甚至转化为变革的否定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是任何一场军事变革需要突破的“瓶颈”问题。
  马克思关于利益问题的完整表述是这样:“有一种心理学专门用细小的理由来解释大事情。它正确地猜测到了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但是它由此得出了不正确的结论,只有‘细小的’利益,只有不变的利己的利益。”
  现在很多人引用马克思这段话的时候,断章取义,只引用前半部分,不引用后半部分。马克思的本意是:一个人为利益而奋斗是没有错的,但关键在于利益不仅有个人利益,还应有集体利益,应该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一致起来。
  因此,一场军事变革的兴衰成败,不仅在于军事变革的参与者是否有魄力挑战保守派的利益,有智慧处理复杂的利益关系,还在于他们是否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进而营造出一种个人利益服从军队利益、国家利益的时代氛围。
  总之,军事变革中存在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格局不足为奇,古今中外都存在这个“瓶颈”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才能既能打破旧体制,又能避免社会震荡;既能防止利益不均衡,又能防止改革不集中;既能维护国家利益、军队利益,又能照顾到个人利益,等等。只有突破这些困局,军事变革才能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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