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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中国的照相馆【细数变迁】

收藏中国的照相馆【细数变迁】

由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众多因素,从摄影术传入中国(1840年代)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影像资料都出自照相馆,这些照片不仅记录着中国近代史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也承载着中国摄影艺术发展最重要的脉络。

上海蝶来招贤馆,阮玲玉,1930年代,银盐纸基


  在精心布置的环境中,人们整顿精神、端正衣冠,一张照相馆肖像照,展示着一个时期的时装潮流、社会风尚以及人的气度面貌。早期中国的照相馆拍摄下的照片,不管拍摄的目的是娱乐、消遣,或是为纪念,还是新闻纪实,皆生动地记录下中国人的民生热点、精神面貌和社会生活。
  由于科学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众多因素,从摄影术传入中国(1840年代)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历史上很多重要的影像资料都出自照相馆,这些照片不仅记录着中国近代史重要的人物和事件,也承载着中国摄影艺术发展最重要的脉络。可以说,收藏中国的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也就是收藏中国的影像历史,收藏中国的摄影史。
  一、外来的和尚:中国首批照相馆
  有记录可考的中国第一批照相馆皆落足于香港。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由外国摄影师经营,开业时间短、业务不稳定,顾客主要是来往于香港与广州的商人、外交人员、外国政府特派员、传教士以及士兵。照相馆拍摄的照片主要有两类:
  (1)外籍人士的留影。
  (2)作为旅行纪念品销售的广州、香港等地的风俗与景观照片。

香港赖阿芳照相馆,军官像,1870年代,蛋白CDV


  中国的首家照相馆由美国人乔治·韦斯特(George R.West)在1844~1845年间创办于香港。韦斯特是随外交代表团来华的官方画匠,他在中国居住了六年之久,开设了一家达盖尔摄影法照相馆拍照为生,"单人小照价格3美金。合影照片每人额外多交2美金。" 虽然没有照片留下,这则文字广告是印证中国首个照相馆存在的证据。
  1845至1870年,在香港做广告的摄影师有十多位,他们之中有很多是流动性很大的摄影师,比如欧美公司派到中国拍照的摄影师,由于当时在粤港澳等地经营照相馆还不足以成为糊口的正业,与其说是经营"照相馆"(gallery),还不如说是开设一家私人的"工作室"(studio)或者"摄影室"(photographic room),很多人只是在酒店中租一间房,为当地的传教士、海关人员、水手等拍照,做一些短期的、兼职的生意,其中包括伦敦耐格里提·萨布拉(Negretti &Zambra)公司派往中国拍摄立体照片的摄影师皮埃尔·罗西耶(Pierre Rossier)。还有很多照相馆留有名称,却没有其它信息和照片流传于世,比如E.A.Wiebeking, M.Baptista, E.Brown,G.E.Petter, S.W.Halsey, J.J.A.Silveira,William Pryor Floyd,Emil Rusfeldt等。
  这个阶段外国照相馆拍摄留存下来照片多出自两家,一家为米勒(Milton Miller)所效力的香港"威德与霍华德"照相馆(Weed &Howard),另一家为上海的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开办的照相馆。前者由美国摄影师韦德(Charles Weed)与霍华德(Howard,名不详)于1860年在香港开办,并于1861年在广州、上海开设了分号。弥尔顿·米勒在1861年从美国来华加盟了这家照相馆,在1861年至1863年间在香港和广州的两个分部都拍摄了很多精美的人像。桑德斯的照相馆则从1864年一直经营到1885年,除了影室人像,还在户外设置场景,拍摄了很多图解中国文化和生活的照片,耳熟能详的有"打猎归来"、"处决中国犯人"等等。有意思的是,这两家照相馆的中国人像在风格上对比非常鲜明,桑德斯所拍摄的乞丐、官人、小脚女人、抽鸦片的人等等呈现了"类型化"和概念化的"中国人",主要迎合着西方人的好奇审美,并影响着西方人对东方人的印象;但是米勒却能具体拍出每个被摄者的神韵甚至性情,走出了十九世纪殖民意识形态摄影的局限。

西安大芳照相馆,邵力子先生肖像,1930年代,银盐纸基


  收藏这个时代的照片时,需要特别注意到,这一时期出自西方人开设照相馆照片的真实作者,很多难以确认,而且还有使用翻拍底片制作的老照片。比如:米勒离开时,把底片卖给了豪尔西(S.W.Halsey),可能还买给了其它的照相馆,同时米勒工作的韦德照相馆所晒印的旧作也仍在市面上流通。因此,除了有他签名的作品外,很多照片难以肯定出自他之手。还有,格林菲斯(Griffith)1875年前在上海桑德斯照相馆担任助手,1880年代又效力于中国摄影师赖阿芳,因此某些桑德斯和阿芳照相馆照片的原作者也存在疑问。 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在中国的主要竞争者是佛洛依德(W.P.Floyd),佛洛依德的照相馆开在威灵顿台和云咸街的转角,1872年,罗斯菲尔德(Emil Rusfeldt)接手了他的影室,1875年,又转给了埃维特(H.Everitt),因此,后三位摄影师的作品拍摄者也难以确定。 另外,比托(Felix Beato)虽然没有开过照相馆,但他拍摄的香港景物照片以及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在天津、北京拍摄的照片在香港十分畅销,因此也被香港其他照相馆大量地翻拍和复制,流传于世。
  二、从殖民文化到文人情趣:中国本土照相馆
  1870年代,香港已有十多家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除了最有名的赖阿芳(Lai Afong)的照相馆外,还有缤纶(Pun Lun)、宜昌(Yee Cheong)、以及当时尚以英文"Si Tai"署名的梁时泰照相馆等。这些照相馆与外国同行毗邻,皆集中在皇后大马路,顾客亦多是外侨和来往的各国水手,摄影师多是广东人。留下的CDV照片也亦外国人物居多。 毫无疑问,早期开照相馆的中国人,皆是从外国摄影师那里学到摄影技艺。但是,以阿芳照相馆为代表的部分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在1870-1890年代不仅已经可以达到外国照相馆的技术水平,也能拍摄与外国照相馆风格无异的照片;而梁时泰则把中国人的审美情趣,还有摄影活动文人化融入到照相馆的照片中。

皮埃尔·约瑟夫·罗西耶,广州将军,1859年,蛋白立体照片


  根据阿芳在西文报刊上刊登的广告来看,他的本名是"华芳",从广东一代移民至香港。据香港的黎健强先生考证:"赖"很是"黎"的粤语发音,1890年,香港的一份英文报纸刊登了阿芳去世的消息,他死于中风,终年51岁;他的照相馆最早开在皇后大马路54號,1872年搬至云咸街, 1878年搬回皇后大马路,1885年搬至雪厂里,1922年迁至德忌笠街1号(即现在的德己立街)。阿芳曾为第七任香港总督肯尼迪(H.E.Sir Arthur Kennedy)拍照,1872年,还曾拍摄过来访香港的俄罗斯王子阿里科谢(Alexis)。阿芳照相馆的CDV背面钤印的两枚绶带与徽章分别就来自两次拍摄经历。《中国摄影史》中记载阿芳在1859年即已开设了照相馆,泰瑞·贝内特在《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中谈及曾在西文广告中找到吻合的描述,但现存的由阿芳照相馆拍摄的照片都是1870年代的作品。
  由于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水平不一,外国同行给出的评价也截然不同。约翰·汤姆森谈到阿芳时,称赞他 "品味高雅 ";而对于另外一些由中国人开设的照相馆,汤姆森则虚构出了一位"阿红"(A-Hung),讥诮他为顾客涂抹过多的粉,为迷信而必须保证双耳齐全、只拍摄死板的正面姿势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回看,阿芳所拍摄的精美的香港、广州景物和人像与外国同行无异,让人感觉不到中国摄影师的独特之处,倒是那些被外国人讥笑为蹩脚同行们拍摄的照片,倒是保存下中国人对摄影的成见和中国人的照相馆最初的特色。
  梁时泰也是一名广东摄影师,1870年代还在香港经营照相馆,但1876年上海《申报》的广告,证明他已经移居上海,还有1870年代的天津租界地图上也有他的照相馆。在天津时,梁时泰把英文名"Si Tai"改为更加符合英文发音的"See Tay",并设计了几种中西合璧的签名,仿照中国印章的四方外型,反写在玻璃底片上。1885年,醇亲王于天津检阅海防时,特邀他和德租界内的来克兴照相馆为其拍照,《清稗类钞》中留有"孝钦后以两万金摄影"的记载 ;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访华时,与李鸿章的合影也是梁时泰拍摄的。梁时泰借这次机会还拍摄了一些李鸿章的单人像,并对很多照片进行了精心地手工上色,颇受中国民间画和文人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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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记照相馆,1900年代,银盐纸基


  在天津为亦譞拍照后,梁时泰还进京在醇王府内拍摄了奕譞与福晋以及恭亲王奕訢的合影,亦譞还在光绪十三年间于妙高峰拍摄的照片旁做了一些墨笔题跋,并加盖自己的钤印。这些事实表明,在1904~1905年勋龄为慈禧等人拍照之前,摄影已经由香港传入广东、上海、天津,并进入了北方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照相馆的活动也从拍摄地方官、商贾过渡到了拍摄皇族以及优伶,无论是照相馆的背景设置或是道具与人物姿态的选择,开始显现出越来越浓的中国的摄影审美意情趣。
  三、市民的上海:从耀华到王开
  早期在上海经营照相馆的中国摄影师多为广东人,他们多因香港照相业竞争激烈转移沪上,因此,像馆与像馆间差异不大,并在光绪年间出现了繁荣的景象,至民国时发展到顶峰。照相馆的钤印清一色地标注了地址以及中英对照的名称。从1870到1930年代间,它们拍摄了数目庞大、场景繁多、风格各异的家庭合影,照相馆文化与市民文化形成了相互影响。 上海的第一家照相馆为法国主营钟表制造业,兼营照相业务的雷米和施密特公司(Remi,Schmidt &Cie)的雇员路易·李阁朗(Louis Legrand)开设,时间应为1856年,辗转经营到1860年代。李阁朗开设了照相馆主要拍摄家庭合影,遗憾的是迄今尚未发现他所拍摄的照相馆人像,流传下来的主要有蛋白和玻璃材质的立体照片,内容包括上海道台园邸、徐家汇河口、浙江嘉兴、嘉善等地风景。
  至1870年代照相业在上海普及时,有三兴、宜昌、苏三兴、华兴等多家照相馆并存,其中,三兴和宜昌皆从广东而来 ,在1905年代成为流行的产业,"其店之最大者,曰耀华、曰宝记、曰致真等,不下十余家。" 其中,耀华和宝记是最主要的两家。耀华照相馆创办人是施德之,创立的时间尚无权威的定论,照相馆曾将1900年在巴黎世博会获奖文凭做成明信片销售。从其所拍摄的蛋白照片来看,照相馆在1890年代就已存在。宝记一直被认为是上海存在时间最长的照相馆,始创于民国纪元前二十三年,创办者为广东新会人欧阳石芝。宝记在戊戌时为很多维新人物拍照,变法失败后,欧阳石芝对世道失望,闭门谢客,把照相馆传于三子欧阳慧锵,照相馆一共经营了半个世纪之久。

上海雪怀 女子单人全身立像婚纱照,1930-40年代,银盐照片


  1920年代的上海照相馆数目遽增。从1937年出版的《上海道路机构厂商住宅分布图》来看, 在南京东路上,河南中路与福建中路之间的短短两个街区中,就集中了王开、英明、以及华昌几家照相馆或照相材料行。此外,还有邑庙花园内的维新,林森中路444号的青鸟,南京西路88号的中国照相,以及南京东路石路口的国泰等等。其中最有名的王开照相馆始自1923年,至今仍在营业,创办者王炽开系耀华照相馆的学徒。这些照相馆在当时已经摆脱了从欧洲泊来的名片照或者单张蛋白照片的形式和影像,虽然沿用着西洋柱廊背景,但中式园林的背景和道具的使用也逐渐多了起来,照片中的人物变得更加活泼、有个性。
  这时的上海已经拥有了一批摄影爱好者,并以"美术摄影"为创作目标,他们拍摄的市民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审美取向也影响到照相馆的拍摄风格。例如,王开照相馆所即以"美化之结晶"、"艺术化之照片"为广告招徕顾客, 国泰照相馆还特别在广告中说明"内设结婚礼服部",均为适应。摄影报刊上常发表从外文翻译过来的影室布光文章,从翻译内容和相应的布光示意图上可以看出,上海照相馆电光摄影的技术上已经十分普及,与欧美发达国家的照相馆商业摄影同步发展。
  以收藏到的雪怀照相馆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照相馆的拍摄能力,馆内已拥有三种完全不同的影室环境,同时采用顺光、背景光、轮廓光等复杂光源拍摄从婚纱到家庭合影、仕女像等风格迥异的照片。实际上照相馆的背后还承载有很多民国趣事,比如雪怀照相馆的老板林雪怀是著名影星蝴蝶的前夫、王开曾为宋庆龄和孙中山拍照、鲁迅曾到春阳照相馆留影、中华照相馆曾为宋美龄和蒋介石拍摄结婚照等等。
  四、照相馆与事件性照片
  由于照相制版在中国迟至1904年才出现,此前报纸一直以石版画代替照片报道新闻,这就让中国照相馆业和商业摄影,还有摄影爱好者团体的发展都要先进于新闻摄影业。那时除了像《点石斋画报》这样的时事类画刊,没有其他的机构拥有摄影报道大型新闻事件的能力。因此,从清末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照相馆拍摄了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它同时兼有了报道时事的职责。
  1900至1902年间,日本人山本赞七郎开设于北京的照相馆发行了一系列关于庚子事变的照片,包括被毁的前门门楼,以及东交民巷使馆区的重修情况。1909年,天津福升照相馆的四名摄影人员冒死拍摄慈禧太后藏棺照片的"东陵照相案"。1909年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竣工,清政府特别拨款委托了上海同生照相馆拍摄庆典盛况,后出版了上下两册183张照片的《京张路工摄影》,全面反映京张铁路全线车站、厂房、线路、机车、桥梁、隧道、涵洞等情况及通车庆典盛况。1929年,国民政府从北京碧云寺迎孙中山棺梓到南京中山陵,除南北两路迎梓宣传列车上的摄影队以及中央宣传部和万国新闻社外,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制发行《奉安大典写真》画册的拍摄者均为照相馆,包括中央特派上海王开照相馆、中央特派南京中华照相馆、上海中华照相馆、上海兆芳照相馆、上海长泽照相馆、上海丽昌照相馆、天津鼎章照相馆和北平同生照相馆。


西湖月溪照相馆,西湖全景,1920年代,银盐纸基


    直至1920年代,清末民国初期的影像大事记,还有报刊上重要的新闻事件照片主要由照相馆完成。此外,照相馆还拍摄用于销售的风景照片。1910年,西湖二我轩照相馆的《西湖风景》像册在清朝农工商部举办的第一次南洋劝业会获得金牌,提升了摄影文化的作用与魅力,比如后来成为北平光社核心人物的刘半农就曾经回忆自己所在的常德中学组织学生去参观南洋劝业会的情景,当时他对摄影已萌发了兴趣。


    五、大合影:照相馆留下的集体回忆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迁,照相馆的功能在解放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虽然一般不再参与社会上重大事件的纪录性拍摄了,但又被委以了新的职责──转机拍摄大合影。1921年在北京成立的大北照相馆从1954年开始承担中南海怀仁堂和人民大会堂大合影拍摄任务,目前收藏到的长片有被摄者数千,长过三米,这些长画卷作为一个重大事件最重要的影像纪录和被摄者荣誉的象征,成为了影像收藏领域中独特的一类。


    含有商标、地址等信息的照相馆照片,往往并不出自某位特定拍摄者,因此,它所代表的不是某一摄影师的视觉感受,而是社会习俗和商业力量推动下的摄影文化。这样的照片最能反应世俗的审美,最接近中国的市井生活,它们承载着一段历史,讲述着一个年代,揭示着摄影业的发展轨迹。"出自照相馆的照片"正在构建出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一条新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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