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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金庸小说在文化学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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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新武侠小说作家中,金庸可谓大师级人物。打开他那15部武侠小说,如同打开了一幅长卷的《清明上河图》,迎面扑来的是浓郁的中国文化气息——琴棋书画、儒释道杂、医卜星相、莳花艺菊……让人目不暇接。同时,透过这些显性的文化信息载体,我们还可以深入到他虚拟的江湖世界和侠的精神内核,去探寻中国传统文化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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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金庸对那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江湖兴趣并不大,也无意为之作传。他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近现代社会的人性发展感兴趣。他要写的,其实正是纯文学所关注的问题,只不过借了一件传奇的袍子披着以贴近大众的阅读心理而已。在这点上,他有似于蒲松龄写《聊斋》,是寄兴多于实录,象征大于传奇。所以我们读到他的“满纸荒唐言”,却感到“自有其中味”。江湖帮派不再是会党教门而像主流社会中的政治派别,经济团体,文化单位,稀奇古怪、荒诞滑稽的江湖中人及其行为(诡异),其实也并非神仙妖怪,魑魅魍魉,而正是近现代商业社会和半殖民地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形形色色人性,尤其是畸形、病态形人格的反映。而一个侠士则完全可以看作是屈原、贾谊、陶潜、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徐渭、李贽、龚自珍等等文士来读;至于武功的夸张描绘与人是“人剑合一”,技如其人,也被赋予了人格化特点。武功一失,顿成废人,更像一句象征的谶语。一套降龙十八掌可见郭靖、萧峰质朴、刚猛性格;一套黯然销魂掌也只有一生凄苦的杨过才会使;任我行的吸星大法很容易让人想到他的“一统江湖”的口号;而天山童姥干脆就练“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九阴真经》到了黑风双煞手中只能练成暴戾凶残的九阴白骨爪;阴鸷乖张的辟邪剑法自然是岳不群之流的看家本领。尤其是一套套内功的修炼,更像是儒家的道德内省,道家的葆命全真,佛家的佛理证觉。其层次深浅正可见出人格的高下。 所以可以这样说,金庸作品以它的寄兴和象征改变了社会学意义上的江湖,也改变了传奇层面的江湖,构筑了江湖文化新的含义,从而终于于改变了武侠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的状态。套用作家阿来的一句话:他的小说是一个游戏空间、情感空间、思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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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金庸小说,侠观念有一个由利人——利国——利己的渐变过程。这一过程既是对侠文化的重构过程同时又是对侠文化的解构过程。而这种自为、自由之侠的滥觞,至古龙而蔚为大观,他们比起古典之侠(墨侠)、民族之侠来脱去了一本正经的说教面孔,更能得到现代读者的认同和喜爱。 当然对侠文化的解构过程还有另一条道路,就是对侠观念的怀疑。在《倚天屠龙记》中,谢逊与张翠山作了一番很有意思的对话。张翠山责备谢逊当以绝世武功行侠仗义,不该用来恃强欺弱,滥施杀戮。谢逊却回答道:“行侠仗义有什么好?为什么要行侠仗义?” 张翠山一怔,他自幼便受师父教诲,在学武之前,便已知行侠仗义是须当终身奉行不替的大事,所以学武,正便是为了行侠,行侠是本,而学武是末。……只觉得这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这时听谢逊问起,他呆了一呆,才道:“行侠仗义嘛,那便是伸张正义,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了。” 谢逊凄厉长笑,说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嘿嘿,胡说八道,你说武林之中,当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么?” 在这里,金庸借谢逊之口道出了江湖文化的本质,侠文化在消解江湖文化,维护秩序时的局限性。既然江湖是一个唯力世界(极权社会),波谲云诡,那么侠义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游戏规则,所以小说中,侠义往往敌不过武功和阴谋。武功和阴谋成为江湖中最高的价值规范。武力征服,毒药胁迫,生死符,三尸脑神丸大行其道,双方说崩了就以比武来定夺是非,推选武林盟主,无论正邪、左中右派别,都一致认可比武夺帅的原则。这样的社会心理结构,产生一大批虐待狂、被虐待狂、变态行为自然就不足为奇。 在这样的江湖中,也许偶尔做一两件侠行倒也不难,只要它不太多的对自己造成生存困境。难的是一以贯之的坚持侠的信念和行为实践。在《连城诀》中,我们就看到了当侠被逼上了生存绝境时,是如何的不堪一击。花铁杆设若不是被困在大雪山中谁也不会怀疑他是一代大侠,然而正由于他面对生存绝境时兽性战胜了侠性,卑躬屈膝,以致于吃掉义兄尸首,信口造谣,人性卑污大暴发,我们才不得不像谢逊那样,对侠的价值观到底有多大作用产生怀疑,对侠本身的道德标准产生怀疑。说白了,大多数的行侠都有一个底线,那就是不危己或在多大程度上不危己。作为一种俯视行为,恩赐行为,它是外在的而不是内在的,是胜人者而非自胜者。所谓“舍生取义”、“以身饲鹰”等其实并不多见。(侠士们这样的精神心理在以往的武侠小说中很少被触及,只有金庸、古龙才有此自觉性。)因此,梁羽生笔下头戴光环的侠士伟大而虚假;而金庸笔下的侠客岛的赏善罚恶令也让人讨厌,侠客岛俨然以道德的卫士自居,高举着达摩克利斯之剑,不由让人怀疑,正义真正掌握在他们手里么?纳粹实施种族灭绝时不也从《圣经》中找到了依据?试看《倚天屠龙记》中的灭绝师太——一个对“邪恶”须灭绝才心甘的侠道中人,被侠观念完全异化。她手中那把倚天剑是那么样的血腥:因爱徒纪晓芙爱上明教高手竟毫不犹豫一掌打死;因认定张无忌是邪徒而宁愿活活摔死,绝不受其援手之恩。其行为性格,恐怕是“以高尚掩饰空虚”的老尼姑变态心理作祟,与其说是侠,毋宁说更像魔。 “盲目的信念,使原先认为合理的文化变为反理,原先认为合理,可能只是因为它适合某一特殊社会的需要。文化与社会变迁,使需要本身也改变,但由于原先的需要仍适合某一群人的利益,或由于心理习惯难改,于是仍坚持原来的信念,回顾其与新经验之间的冲突,忽视了更多人的利益,即使其行为流于反理仍不自知”至今不绝的种族冲突,宗教仇杀,恐怖活动即是活生生的例子。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落入了反理文化之中。 所以金庸小说写到后期,侠文化不仅走了样,而且有一个退化、萎缩的过程。侠渐趋于平凡,侠的光环越来越黯淡,到了韦小宝,则纯粹一个“江湖中人”了,从他身上已很难寻觅到一丝半点侠的影子。在《笑傲江湖•后记》中他就曾声明:“我写武侠小说,主要写人性。”从道德观念出发,塑造人物的天地那么狭小,从人性角度出发,真是形形色色,写之不绝。其实早在创作之初,他的侠士就暴露了许多人的弱点:陈家洛优柔寡断,郭靖木讷愚笨,杨过偏狭,张无忌缺乏主见。而诸如一系列脱去了侠义光环的江湖中人,则被权力、名声、情欲、物欲、武技等异化,更适合他写象征型小说的路数。我们很难简单地用道德尺度加以衡量。他们是真正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被各种欲望拖着走,展示出五彩斑斓的人性画卷,折射出复杂的社会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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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金庸绝不是简单地编一些飞来横福的故事穷开心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给无欲无求的赤子们巨大奖励实则大有深意,他是在对人欲横流的江湖作痛彻的反讽,是在布道——寻找消解江湖罪恶,修补其无序性的法宝。既然古典的平民之侠,新派的民族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在对江湖文化上都显得是那样力不从心,那么未尝不可以再构建一种理想的侠文化来改良江湖人性。于是他抓住了道家的自然主义,佛家的宽恕精神,以及儒家的“中和”思想。如此我们再来看石破天等人就感到非常好理解。石破天、周伯通来自自然与天性,作为自然之子,元气充沛,与自然和谐同质,正是道的化身,自然无往不利,“无为而无不为”。体现在武学上便是太极剑、独孤九剑的剑理。(《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传太极剑时要求“得意忘形”,圆转自如,结果悟透此理的张无忌轻取世俗高手八臂神魔;《笑傲江湖》中独孤九剑讲求行云流水,任意所之,“渊兮似天下之宗”,“无招胜有招”可破天下所有武功,在金庸看来自也能够破江湖的血腥与罪恶。)而段誉、虚竹自幼受佛学熏陶,一副菩萨心肠,宽恕为怀,助人为乐,深明“多欲则苦”的道理(当然段誉并未脱俗,执着于情。),其普渡众生的精神未尝不是一种宽泛的侠的精神。比起他们来,狄云是太过浑璞、执着,凡俗化了,其人生境界因而相差甚远。至于儒家之“中和”思想与佛家的“宽恕”精神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正是江湖文化所欠缺的。江湖帮派林立,征伐不断。“‘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文化有殊异性这件事实我们必须承认。承认这殊异性的事实后,第一件要学习的大事,就是互相宽容,学习同情了解对方,并进而能彼此欣赏,这是未来世界中每一个人必须培养的襟怀,也是人类学习和平相处的新起点。”唯有有此精神和这种精神培养出来的行为实践者,侠士们和渴望侠士的平民们所幻想的“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才有实现可能。金庸在创作后期透露的这种思想越来越强,以至最终走向了佛学研究。所以当我们读到少林扫地老僧点化萧远山、慕容傅“王霸雄图,血海深恨,皆归尘土”的故事,尽管觉得有太多说教意味,但与古典武侠小说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维护和修补不合理体制的说教相比,这样的说教更能让人怦然心动。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道的“自然”,佛的“宽恕”,儒的“中和”的注入成就了更高层次的侠文化,启示了未来之路。但从另一角度上看,回归传统构架新质无疑也进一步加速了侠文化的解体,原初的侠文化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行将被新的文化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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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韦小宝粉墨登场了。这个毕业于扬州丽春院的高材生,懂得隐性价值的各种游戏规则:弄虚作假、遛须拍马、察颜观色、利益均沾,裙带网络、厚黑学……有论者认为“他是不折不扣的香港商业都市人格的缩影”,“一只脚在现代商业社会,另一只脚却跨入‘后现代社会’”,界定未免狭隘。韦小宝应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半殖民地化背景下最合理、最畸形的产物,金庸一再声称他写韦小宝受阿Q启发相当大。比起金庸的其他小说来,《鹿鼎记》更像一部专门的文化批评史,其杰出之处正在于对国民性的揭示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韦小宝对国民性的揭示超越了阿Q。值得注意的是韦小宝干成了许多大侠殚精竭虑没干成的大事,他“混迹江湖,如鱼得水”,与侠士们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形成鲜明对比,他的舞台十分宽广:丽春院、皇宫、官场、天地会、神龙教、五台山、罗刹国。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才是真正的笑傲江湖者。然而比起虚竹、石破天的故事来,如果说他们的一帆风顺是一种善意的谎言,这谎言也是建设性的,而韦小宝没有建设性,只有揭示性。他风光十足的人生付出的代价相当高昂:自由意志,人格尊严这些人生最宝贵的东西丧失殆尽。这是一个看似彻底自为,而实则被传统文化的隐性体系完全吞噬、消融了个性的人物。他所有飞黄腾达,左右逢源的喜剧故事实则正是中国文化的大悲剧。他的游戏规则是侠士们想不到或者想到了也无法做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鹿鼎记》中,“大侠”陈近南一生碌碌无为,显得十分窝囊。金庸用韦小宝这个“非侠”透视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隐秘之后,彻底摧毁了武侠文化济世的梦想,有如塞万提斯写《堂•吉诃德》,《鹿鼎记》成了新武侠小说的一曲挽歌。 有意思的是韦小宝的行为实践不仅盖过了侠士而且征服了一代大儒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他们建议他当皇帝,取康熙而代之,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这似乎又回到他的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主题上来了。这些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家当真目光如炬,找不到江湖文化解构的最好出路,退而求其次以极权反对极权。他们深知在中国“皇帝”(极权)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当皇帝就必须深谙隐性价值系统并且能“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否则这皇帝就做不长。韦小宝当然是上上之选。好在他还有自知之明,心知比起康熙来他差得实在太远了(少年时二人比武摔跤,每次都是他输,在书中,韦小宝是作为康熙的影子来写的,康熙对韦小宝宠信有加其实正是把他当作了自己的化身来对待。)韦小宝能做到的康熙自然能做到,康熙能做到的韦小宝未必能做到。于是这样的建议无疑是把他逼上了绝路,他终于发出“老子不干了”的声明来,“鸿飞天外又冥冥”。 连韦小宝都适应不了的江湖,不知谁能笑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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