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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杜润生不轻易表扬决不会批评

周其仁:杜润生不轻易表扬决不会批评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本刊节选自《在江湖与庙堂之间》,刊于2014年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徐琳玲

  等他(周其仁)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1978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游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500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1985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10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1972到1973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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