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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语录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语录


  【杜润生是个什么样的人?】1、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门生众多却没有山头。习近平曾受其指点,王岐山是其门生。2、主政农研室时平等、开放的氛围,深刻影响了一批中国“改革者”。3、常重复“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4、喜欢激烈的争吵,擅用反方向推敲:倾向性极强的一件事,要做反方向推敲。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生,原名杜德,山西省太谷县人,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他多次向中央谏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杜润生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王岐山、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如此表示。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语录:

  1.爱人民首先要爱农民。

  2.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

  3. 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4.我们欠农民太多。农民穷,中国穷,农民古代化,中国不可能现代化,谁要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忘记农民,谁就是数典忘祖!

  5.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

  6.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

  7. “我现在脑子里有两个问题放心不下,第一个是怎样减少农村人口,使农民取得完全的国民待遇;第二个是农民缺乏自己的代言人。”——1986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中顾委委员的杜润生向邓小平这样说,20年后仍然这样说。

  8.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

  9.一种关系大局的制度形成,需要有群众创新加上政治组织支持这两方面的因素一起发生作用。这就是为什么60年代有20%-30%的生产队已实行包产到户,却未获成功,而80年代的改革就能风行全国,从而振兴了农业。

  10.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的思想从来是在农民的自发行为、地方的选择和历史经验的教育下逐步形成和变化的,绝非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

  11.产生“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农民独立发展的机会还不充分,他们还缺乏充分的市场自由和迁移就业自由,经营的自主权是残缺的。

  12.中国农民对土地利用得非常好,用有机肥把土地保养得很好,产量高,现在南方的土地亩产粮食1吨多,中国农民的创造性是了不起的。

  13.农民是中国共产党的可靠同盟军,他们付出五六十万人的生命,换来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这是第一条大功劳。第二条,中国农民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外国人都说这是个奇迹。

  14.民主恐惧症,是特权势力特有的病灶,怕民主也就是怕群众,历史是群众创造的,怕是没有用的

  15.如果改革的程序不科学、不透明、不民主,遗留问题很多,将来也许改革要重来。

  16.人们思想不统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制度安排,赖以抵制危险的思想风暴,从而任其转化为政治实践。

  17.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地依法执行,留下了不良影响。中国长期的皇权统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来不讲保护个人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多年后杜润生反思土改。

  18.人民公社制度作为一项社会试验,划定一个地方实行,本不应非难。但人民公社一声号令,一下子就卷入6亿人口,付出代价太大了。‘浮夸风’‘共产风’,走向极端,造成大灾难。

  19.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我国人口多、资源少,但我们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为世界的榜样。

  20.我认为,中国改革要过两大关,一是市场关,一是民主关。市场关很明确,过民主这一关比过市场关还麻烦,弄不好就带来政治波动,可能会乱。但反过来说,不搞民主,就不会乱? 可能出现权贵资本主义,可能有更大的动乱。

  21.讲稳定,要靠多种措施,重要一条是学会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离不开民主,有民主才能充分暴露矛盾,并分批解决矛盾,避免矛盾总暴发。——1997年一次座谈会

  22.构建一个透明的政府,尊重人民的知情权。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改革的办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

  23.只有法律,而没有强有力的、拥有独立审理权力的司法执法机构和民间法律咨询服务组织,就算不上是法治国家。文化程度发展不平衡的农村居民应该是法律保护的重点对象。

  24.搞经济改革,不能忘了**。我们需要一个透明的民主政府,需要一个属于公民的社会。要搞群言堂,不能搞一言堂,要搞政治文明。要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下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我国人多、资源少,但我们需要有民主、有自由,要成为全世界的榜样。——2005年,已经92岁高龄的杜润生在出席首都经济学界春节联谊会时发表演讲。

  【杜润生简历】

  杜润生,原名杜德,中国经济学家、资深农村问题专家,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被喻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结束了对“包产到户”长达30年的争论。

  杜润生1913年7月18日出生于山西太古阳邑村。

  1927年,考入太原国民师范。

  1934年,考入北平师范大学文史系。

  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被中共山西省委派到太行山地区打游击,建设抗日根据地。历任晋冀豫抗日义勇军三支队队长,太行区党委宣传科科长,太行区党委城市部太原城委书记等。

  1947年,在解放战争中随刘邓大军南下,参加“挺进大别山”和淮海战役,领导所在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农**动,历任中共中央原局秘书长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南区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在领导中南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中,提出了分阶段土改的主张,即先普遍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好农会,再转入分配土地,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

  1952年,调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任秘书长,兼国务院农林办公室副主任。

  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争论中,支持邓子恢“稳步前进”的主张(即坚持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多种经济并存,并利用有益于生产力发展的私有经济的思路),受到点名批评,被解除职务。

  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历任副秘书长、秘书长,兼院党组副书记。

  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停职检查,受到冲击迫害。

  1970年,到中国科学院在湖北潜江的五七干校监督劳动。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9年,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

  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

  1981年,受中央委托支持起草《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包产到户的合法性,肯定了责任制长期不变,得到邓小平和陈云的高度肯定。

  1982年元旦,由杜润生起草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成为当年中央“一号文件”。此后,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作出重大贡献。

  198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兼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倡导和推行做了大量工作。

  1989年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先后撤销。杜润生离职后,继续从事农村经济和政策研究。

  杜润生是中共第十二次、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同时,还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国农学会名誉会长、中国农业经济学会理事长、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等。

  杜润生善于培养后进。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林毅夫,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等,都曾师从杜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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