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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关向应同志----杨秀山

忆关向应同志----杨秀山

忆关向应同志----杨秀山
发布时间: 12-30 15:38:44
在回忆红二军团光荣历史的时候,不由得使我深深地怀念与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一起领导我们走过极其艰难困苦、曲折复杂的斗争历程的关向应同志。

    关向应是l932年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召开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之际,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洪湖的。他从那时开始,担任了红三军政治委员。这年春天,关向应和贺龙率领红三军渡过襄河,在强敌压境的恶劣形势下,为粉碎敌人对洪湖苏区的“围剿”,进行了艰巨而顽强的斗争。至10月,由于湘鄂西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夏曦,贯彻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使我们丢失了洪湖苏区。此后红三军转战七千多里,经豫西南、陕南、鄂川边界,于1932年底转移到了湘鄂边地区。接着,红三军在极端艰苦困难的情况下,在湘鄂边地区进行了一年半时间的流动游击,好不容易坚持了下来。实践是最好的教员,当时湘鄂西红军主要领导人夏曦的错误领导,特别是错误的肃反政策,已经把红军拖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是由于贺龙等同志对错误路线的抵制和斗争,由于广大红军指战员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艰苦奋斗,才保存了这支部队的基本骨干。作为红三军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关向应同志,正是由于切身感受到了错误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而逐步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红三军领导路线上的转变是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长期偏处一隅的情况下实行的,这就更增加了实行转变的困难性。

    1934年初夏,红三军召开枫香溪会议,决定创造黔东根据地,这是红三军开始转机的标志。在黔东根据地的创建中,关向应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是很有功劳的。接着,这一年l0月,红三军(红二军团)与红六军团胜利会合,于是在新的条件下,红二军团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两军团会师后,关向应与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同志一起,为增强二、六军团的团结,为开辟和建设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为巩固和扩大红军,为反“围剿”作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起到了重大作用。l935年1 1月,二、六军团开始长征。l936年7月,转移到西康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当时,张国焘继续进行分裂主义活动,用各种手段向二、六军团歪曲一、四方面军“分家”的事实真相。关向应和贺龙、任弼时同志与朱德总司令、刘伯承同志一起,对张国焘作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派人来二、六军团作报告,关向应严正警告说:只能谈西北的自然情况,谈过草地的经验,不能谈党中央一个字。张国焘发来许多错误的宣传材料,关向应和贺龙指示有关部门,统统收回作废。后来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关向应专门做过长篇讲话,说明全党全军团结的极端重要,说明毛主席是领导我们党进行斗争的旗帜。他的思想水平和政治上的坚定性,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使人难以忘怀。

    关向应对于自己曾经执行过王明错误路线的事,一直很沉痛。l941年,贺龙告诉我,关向应在延安向毛主席坦率地谈了自己在王明“左”倾路线中的错误,毛主席做了结论,并恳切地说关向应是个好同志。从此关向应精神愉快,加倍努力地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关向应曾多次同我们谈到,一个人往往是会犯错误的,问题是犯错误后,肯不肯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决改正。他说,作为共产党员,就是要从布尔什维克党性原则出发,以党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重,不能也不允许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关向应这种坦荡胸怀,教育和感动了许多同志。本来,有些在“左”倾路线下吃过很大苦头的同志,对他是有些耿耿于怀的,但当看到关向应敢于面对事实的唯物主义态度和共产党员光明磊落的品质时,都为之释然了。我想,这正是人们对关向应最敬佩的地方!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关向应从中央来到湘鄂西苏区,在那样严重复杂的对敌斗争和党内矛盾中,在前无古人的中国革命事业中,而且又是在单独对付一个局面中,要求当时只有二十八岁的关向应认清和抵制来自中央的“左”倾路线,必然地不犯错误,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人们敬佩关向应在实践中认识错误和勇于改正错误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坦荡精神,敬佩关向应勇于捍卫真理,与王明错误路线和张国焘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原则性。正如任弼时在1944年延安整风中所谈的那样:当时根据地和红军执行的路线,是与当时整个党的路线分不开的。有一些人,“当时执行那个路线,他是把那个路线当做正确路线来执行的”,“这种人对党是忠诚的,只是思想方法错了”;在实践过程中,当他们对某种路线“体验到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我想,对关向应在认识和把握党的路线方面的情况,也是可以这样看的,而正由于有了这样的体验,关向应对党的正确路线的理解就更深刻了。可惜的是,正当关向应四十岁出头的壮年,特别是有了革命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的宝贵经验,努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大有作为的时候,在1946年7月21日,病魔夺去了他宝贵的生命,使我们永远失去了一位好领导、好首长,我们怎不深深悲哀和沉痛呢!

    关向应同志对下级很关心,与干部战士联系十分密切。在湘鄂边和黔东时,我们七师所有的连队,他都到过许多次。在小河镇时,下着大雨,关向应来我们连参加了两天军人大会,细致了解连里党员、团员的情况。那时,在错误的肃反运动之下,红三军已经取消了党团组织,他来我们连是为恢复党团组织做准备的;但当时我们并不清楚。开会时,先从检讨官兵关系说起,他要大家有什么说什么。可是那时候,由于连续不断进行“肃反”,部队中人人自危,民主生活早就被恐怖气氛所代替,说错了话,或者给上级提条意见,往往被当成“改组派”诬陷,谁敢有什么说什么呢!但是,在关向应那样诚恳地反复解释下,军人大会的空气变了,不少同志把心里的话讲了出来,向领导提出憋了很久的意见。关向应聚精会神地倾听大家的意见,坐在小凳子上,连烟也不抽了。他笑嘻嘻地鼓励说:“讲得好!”在大家发言中,他不时插话、提问,听到重要的情况还做了笔记,听到有趣的事情,也跟大家一起欢畅地笑了。关向应这样深入群众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使我们连的同志感到十分温暖,我们这些连的干部更是深受教育。是啊,自从1932年秋天离开洪湖苏区以来,人们在“左”倾错误路线的禁锢下,一直非常愤闷和压抑,好久没有召开过这样的军人大会了!

    记得第二天会议快结束的时候,关向应问还有要发言的没有?这时,我站起来说,我来讲点意见。他很注意地听我的发言。我一讲完,关向应同志就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沔阳峰口。又问我是什么成份,我说是雇农。关向应问我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团员。我踌躇了一下,说我不是团员,也不是党员。其实,我当时虽然只有十九岁,但早就是团员了,并且已经干了好几年红军。但由于夏曦搞“肃反”的影响,许多领导同志和党团员惨遭诬害,我也因为参加团的活动,被当成“改组派”两次抓了起来,几乎被诬害。而且那时党团都被取消了,承认是团员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我不敢说自己是团员。后来关向应再三询问,我不敢撒谎,才承认我早就是团员。关向应当时就在本子上记下了我的名字。军人大会快结束的时候,关向应又给了我们许多鼓励。

    会议之后,关向应找我谈话,告诉我,决定调我到军部去,但没有明确告诉我去军部干什么。对此,我有点疑惑,因为部队两年多来在错误路线统治下,不论是师长、政委、团营干部还是什么人,只要说送到军部去,那往往就是当反革命“改组派”办的。所以,我心想:完了,准是会上发言出了岔子。连里的同志们也为我担心。但当我跟关向应到了军部,却让我和廖汉生同志住在一起。又过了一些日子,才知道是军部要办干部大队培训干部。原来关向应亲自到各个连队开会,听取大家发言,是要挑选一些同志来学习啊!

    在干部大队学习时,关向应还常常亲自给我们讲课,鼓励大家提出问题,展开讨论,畅所欲言,毫不拘束。为了使我们学习“农民与土地问题”能够在实际中运用,还派部队掩护我们到农村去,调查地主和贫苦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和生活对比。这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育方法,使我们这些放牛娃出身,没有什么文化的红军干部战士,提高很快。应当说,关向应此时做的这些艰苦细致的工作,对遭到一次次错误的肃反而大为削弱的红三军恢复元气,和新干部的生长,是十分重要的!

    二方面军长征中,那时天上有飞机轰炸扰乱,地上有六七倍于我军的敌人前堵后追,左右侧击,但敌人对我军仍然没有办法,我军愿打就打,愿走就走,愿休息就休息,处处主动,打和走,和做群众工作,包括沿路扩大红军,结合得很好。部队渡过金沙江到中甸时,关向应作总结报告指出:远征中我们打了很多仗,缴了许多枪,捉了很多俘虏补充我们的部队,并在沿途扩大许多贫苦农民、工人参加了红军,因此,二军团部队人数并没有减少,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二方面军的长征之所以走得好,是贺龙、任弼时和关向应等领导同志在战略指导和战役战术指挥正确所致,也是与我军优良的革命素质分不开的;而在这方面,关向应是花了更多心血的。

    长征到甘肃时我负了重伤,离开了部队。当时我在某些事情上有些意见。l937年初,关向应同志由富平庄里镇回延安,找我谈了半夜,听取我的意见,并做了很多解释。在延安二方面军干部照相时,我执拗地不参加。关向应同志两次找我去,我去了又中途转回,关向应同志还是耐心地劝我去参加,这是多么宽宏大量和体贴入微啊!关向应同志临回前方,又到我那里,说现在我的伤势很不好,到西安治疗去吧!这使我很感动,很不安。我回答说,在红大学习的机会很难得,还是毕业后再说吧。关向应就勉励我好好学习。他回到部队后,把我和其他同志的情况告诉了贺龙同志,说我们进步很快,有意见敢于大胆地提出来。后来有一次贺龙向部队讲话,曾讲到一些在红大学习的同志进步很快等等,由此使我感受到贺、关首长对干部是多么爱护和关怀!

    关向应同志艰苦朴素的作风是一贯的,从来没有看见他穿一件好点的衣服。在湘西时,夏天穿一套工人服,经常是赤脚穿草鞋。长征过草地时,饥饿寒冷困难极大,关向应同志非常关心大家,常常随着我们行军。行军中他的牲口时常给伤病员骑。关向应同志和我们前卫团到达巴安附近时,国民党军队强迫藏民把桥拆了,天又下大雨,河水暴涨,大家一天没有吃什么东西。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他亲自指挥我们十二团搭桥,看着部队过河以后,才返回指挥部。从阿坝出发走出草地要走二十多天,中途没有一间房子,粮食极端困难,关向应和贺龙同志淋着雨走了二十多里到我们那里检查粮食情况。为了照顾全军,他要求粮食较多的单位匀出一些给别的单位。他带着很深的感情动员大家:“我们决不让一个同志丢在草地上!”同志们十分感动,尽管我们团的粮食也很有限,各连还是把一部分匀了出来,帮助更困难的单位。这样,依靠红军的坚强团结和阶级友爱,整个部队终于最后通过了草地。

    我们的老领导、老首长关向应同志这些感人的往事,我怎么能说得完呢!缅怀关向应同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学习他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而优秀的革命品质,开拓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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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路军百团大战
八路军第120师在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的领导下,1940年孙德山等同志带领陕北公学56 、57和58队部分学员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百团大战,与临汾旅前身的八路军120师的部分部队一起打败日寇.
陕北公学56 57和58队部分教员(有孙德山等同志)和学员去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百团大战,曾向八路军第120师政委关向应同志汇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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